]article_adlist-->作者：DionysusG
来源：卫斯李的投研笔记（ID：DionysusGW） ]article_adlist-->按：本文为欧洲央行行长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在德国柏林赫尔提学院雅克·德洛尔中心举办的“碎片化世界中的欧洲角色”活动上的演讲。在全球经济从美国领导的多边主义秩序逐渐转向碎片化和保护主义背景下，拉加德探讨了欧元提升国际地位的可能性与路径。她指出，尽管面临挑战，但通过巩固地缘政治、经济及法律三大基础，欧元有望在全球货币体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具体措施包括推动新贸易协定、发展数字欧元、增强跨境支付系统以及强化军事合作等。此外，改革欧盟内部市场、促进资本流动性和增加“安全资产”供给也是关键步骤。最终，只有通过团结一致并积极应对内外部压力，欧洲才能实现对自身命运的更好掌控。
以下为正文：
在过去80年中，全球经济建立在开放与多边主义的基础之上，而这一体系由美国领导所支撑。通过倡导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并将美元确立为全球储备货币，美国为贸易繁荣和金融扩张创造了条件。
这一全球秩序对欧盟极为有利，因为欧盟所秉持的自由主义创始原则与该体系高度契合。但如今，这一体系正在瓦解。
多边合作正被零和思维和双边权力博弈所取代；开放正让位于保护主义。甚至连整个体系的基石——美元的主导地位——也变得不确定。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瓦解可能给欧洲带来风险。我们的经济深度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出口占我们增加值的近五分之一，并支撑了3,000万个就业岗位。
任何导致国际贸易减少或世界经济分裂成多个集团的变化，都将对我们不利。
但如果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应对措施，也可能带来新的机遇。变化中的世界格局可能会为欧元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打开大门。
目前，欧元是全球第二大货币，约占外汇储备的20%，而美元则高达58%（黄金算实物资产储备，不含在内）。提高欧元的国际地位，对欧元区而言具有积极意义。
它可以让欧盟政府和企业以更低的成本融资，帮助我们在外部需求日益不确定的时候提振内需。
它还能让我们免受汇率波动的影响，因为更多的贸易将以欧元计价，从而保护欧洲免受资本流动剧烈波动的冲击。
它还可以使欧洲免受制裁或其他强制性措施的影响。
简而言之，它将使欧洲更好地掌控自己的命运——获得60年前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所说的那种“过度特权”（目前美元正在享受的特权）。
那么，这种转变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历史经验表明，这远非理所当然。欧元不会自动获得影响力——它必须赢得这段机会。
为了让欧元提升其全球地位，历史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建立三个基础——每一个都是成功的关键。
第一，欧洲必须确保拥有坚实且可信的地缘政治基础，这意味着坚定承诺开放贸易，并辅以安全能力来保障这一承诺。
第二，我们必须加强经济基础，使欧洲成为全球资本的首选目的地，这需要更深入、更具流动性的资本市场。
第三，我们必须巩固法治基础，捍卫法治原则，并在政治上团结一致，以抵御外部压力。
在我们深入探讨这三个核心要素之前，先来看一下近年来的历史能给我们什么启示。
全球货币格局的变化
全球货币格局的变化在货币史上并非前所未有。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采取某些行动，动摇其领导地位的情况，尽管最终并未彻底撼动其地位。
例如，早在1920年代中期，美元就取代英镑成为全球主要储备货币，到1931年时，美元在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已升至64%。但即便如此，美国仍采取了一些单方面改变国际货币秩序的措施。
例如，1933年，罗斯福总统为了对抗大萧条带来的通缩压力，暂停了美元兑换黄金。他驳回了欧洲关于维持固定汇率的要求，理由是：“一个国家健全的国内经济体系，对其福祉来说比其货币价格更为重要。”
同样，在1970年代，尼克松总统通过单方面终止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并实施10%的进口关税，结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面对美国经常账户赤字不断增长，以及西欧和日本持续盈余的局面蜗牛配资，当时的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John Connally）直言不讳地说：“现在，友谊、需求或能力都无法再证明，美国应该承担如此沉重的共同负担。”
在这两次事件中，美元作为外汇储备货币的地位都出现了下降。在1930年代，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从超过60%降至约20%；在1970年代，从约70%降至二十年后的50%。
但在两个时期，都没有出现一种足够强劲的替代货币能够在短时间内取而代之。在1930年代，英镑已经处于衰落之中；而在1970年代，德国马克和日元背后所依赖的市场过于狭小。
因此，投资者转而涌向黄金。在1930年代，黄金在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上升了约20个百分点，达到97%；在1970年代，则几乎翻了一番，达到60%。
今天，情况与以往相比有一个关键不同：欧元作为世界第二大货币，如今是一个仅次于美元的国际货币选择。但目前投资者还未完全信服这一点。
近年来，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正在下降，目前58%的水平是自1994年以来的最低点。与此同时，各国央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黄金——几乎达到了布雷顿森林时代的水平（指总量）。黄金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已达约20%，甚至超过了欧元。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我们可以识别出三种推动一种货币国际化的基本要素，缺少这些要素，一种货币很难在全球舞台上取得成功。而在这三个方面，我们发现欧洲其实具备许多成功的条件，但我们还需要把这些条件整合起来，夯实基础。现在正是采取行动的时候。
地缘政治基础
首要的是一个可信的地缘政治基础——这取决于一个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角色及其军事联盟的实力。
一种货币在贸易中的使用尤其重要，因为它提供了迈向更广泛国际使用的初始路径。例如，在1920年代中期，美元是在成为主要储备货币之前，首先在贸易信贷领域超越了英镑。
一旦某种货币在贸易计价中占据更大份额，其在国际银行和金融体系中的作用，最终作为储备资产的地位，就会自我强化。对该货币的需求增加会增强其作为价值储存手段的功能，并进一步鼓励投资者持有它。
作为一个全球贸易的重要参与者，欧洲已经具备了构建强大地缘政治基础的关键要素，这也意味着欧元国际化有可能形成良性循环。
欧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欧洲是72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这些国家合计代表了全球近40%的GDP。这一点也反映在欧元作为计价货币的份额上，目前约为40%，远高于其作为储备货币的20%。
欧洲可以通过继续缔结新的贸易协定来巩固这一优势。我们还应明确表示，我们支持双赢的贸易方式，确保我们成为最具吸引力的合作对象。
欧洲央行也可以帮助提升欧元在以欧元计价的贸易中的吸引力。我们正在开发一种可能的数字欧元，并推动改善欧元跨境支付的举措，这可能会在未来促进国际跨境交易的发展。
此外，通过向关键伙伴扩展外汇互换和回购协议，我们可以防止海外欧元流动性短缺扰乱我们的货币政策传导——反过来也鼓励这些合作伙伴更多地使用欧元进行交易。
但仅靠开放贸易，货币的增长是有极限的。事实上，欧元在全球出口计价中的份额已经与美元相当，但我们并未缩小在储备货币地位上的差距。
这是因为投资者——尤其是官方投资者——还寻求另一种形式的地缘政治保障：他们倾向于投资于那些是可靠安全伙伴、并且能以硬实力履行联盟承诺的地区资产。因此，一个可信的地缘政治基础也必须建立在强大的军事伙伴关系之上。
这种双重优势正是我们可以从美元主导地位中学到的经验。美元的强势不仅仅是经济基本面的产物，更得到了美国安全承诺的有力支撑。这些承诺不仅加深了贸易联系，研究表明，它们甚至可以将一种货币在外汇储备中的份额提高多达30个百分点。
我们现在正看到欧洲在重建硬实力方面出现重大转变，国家层面和欧盟层面都启动了重要倡议。我们应该清楚的是，持续推进这项努力，是欧元被更广泛使用的前提条件。
经济基础
贸易和军事力量对于建立一种国际货币的需求至关重要。但为了满足这种需求，投资者还需要有合适的资产来进行投资。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能够提供增长机会以及投资增长的渠道——同样不可或缺。
增长、资本市场和国际货币使用之间存在一个良性循环。增长产生可观的投资回报率，从而促使投资者持有某种货币的资产；而资本市场则提供投资机会，并将资金重新投入增长。
同时，如果资本市场能够提供足够数量的“安全资产”，投资者就能有效地对冲风险。当冲击发生时，高风险投资贬值，安全资产反而升值。这为该货币的投资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美元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崛起为主导货币，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这个良性循环。美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市场总市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GDP就增长约0.5个百分点——同时也奠定了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国国债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又进一步为投资者提供了有效的风险对冲工具。
欧洲具备打造类似循环的所有要素。但截至目前，我们尚未将这些要素整合在一起。
尽管我们拥有庞大的单一市场，但在增长表现和市场回报方面却落后于美国。自2000年以来，美国每小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欧元区的两倍，主要受益于科技行业的发展；而美国市场的回报率也比欧洲高出大约五倍。
尽管我们储蓄充足，但在整合资本市场、将更多资金引导至增长领域的方面进展甚微。60%的家庭股权投资仍集中在国内市场，尽管国外可能有更好的投资机会。
尽管我们在财政状况总体上优于美国（我们的债务占GDP比例为89%，而美国为124%），但我们提供的“安全资产”却相对较少。最近的估计表明，欧盟中评级至少为AA的主权债券规模仅为GDP的50%左右，而在美国则超过100%。
对欧洲来说，结论非常清晰：如果我们真正希望提升欧元的全球地位，就必须首先改革我们的国内经济。
这意味着要推进近期报告中提出的优先事项：完成单一市场建设、支持初创企业、减少监管障碍，并建立储蓄与投资联盟。这也意味着要避免碎片化的做法——只在容易的地方推进，在困难的地方停滞不前，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启动这个积极的循环。
此外，在当前新的地缘政治格局下，以欧洲整体的方式行动的理由从未如此充分。
每个国家当然需要确保本国政策支持增长。但我们也要警惕自我破坏式的分裂。例如，我们都同意欧洲需要发展自己的战略产业，以避免过度依赖外部——正如马里奥·德拉吉和恩里科·莱塔在最近的报告中所强调的那样。但如果我们在这些产业上有27种不同的政策，我们将无法成功。
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政策目标被视为“欧洲公共产品”，特别是加强欧洲防务。但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这类产品往往供给不足。此外，联合采购装备和研发新技术——实现规模经济和更高的互操作性——比起27个成员国各自为战，将带来更大的作战效能。
经济学逻辑告诉我们，公共产品需要共同融资。而这种联合融资可以成为欧洲逐步增加“安全资产”供应的基础。
法律基础
地缘政治实力和更快的增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增强欧元的国际角色。但维持对该货币的需求还将取决于我们能否维护一个强有力的法律和制度基础。
归根结底，只有当支撑货币的机构和政策始终如一地保护投资者对其长期价值的信心时，货币才能获得并保持其储备地位。
例如，历史上美元的主导地位建立在美国财政和货币机构的强大与稳定之上。美联储对控制通胀的可信承诺，加上美国国债市场无与伦比的流动性，使得美元被视为主权风险极低的货币。这使美元在历次全球经济动荡和衰退中成为避险资产。
自1970年以来，全球共发生了34次主权债务危机与金融危机并发的情况，但美国一直未受此类“双重危机”的影响。
然而，一旦人们对法律和制度框架的稳定性产生怀疑，货币使用的下降是显而易见的。
今年4月2日以来，不同资产类别之间的异常高度相关性已经显现出来，即使股市下跌，美元和美债也在抛售。投资者转向黄金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出于这种疑虑：有五分之二的人表示，他们购买黄金是为了对冲日益上升的地缘政治风险。
在这一背景下，欧盟有正当理由将其对可预测政策制定和法治的承诺转化为比较优势。
这种承诺体现在欧盟的运作机制之中。我们经常因决策过程缓慢和复杂而受到批评，但其积极的一面在于，始终尊重制衡机制。我们也已通过立法保障了诸如欧洲央行等关键机构的独立性，政治家很难对此构成威胁。
但仅仅依靠我们复杂的官僚体系难以轻易改变现状是不够的。在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下，我们面临越来越大的外部压力，要求我们采取损害法治的行为。而我们唯有更加政治团结、能够发出统一的声音，才能抵御这些压力。
随着我们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大国竞争时代，各国被要求“选边站”，我们很可能会被迫做出一些并非符合自身利益的决定。
但如果借此机会团结一致，并且最好能通过改革我们的制度结构，例如在某些领域启用“有效多数投票”机制，取代目前一个国家的一票否决权阻碍其他26国集体利益的做法，那么我们就能作为一个团结的欧洲果断行动。这样一来，我们将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来捍卫我们的价值观，进而捍卫全球对我们货币的信心。
结论
让我做个总结。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中，有些时刻，曾经看似坚不可摧的基础开始动摇。
比利时裔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对此有过精辟描述。他指出，各国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信心，取决于储备货币的可靠性，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高度依赖于各国的决策”。
但变革的时刻也可能成为机遇的时刻。正在进行的变化为“全球欧元时刻”创造了空间。
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让欧洲更好地掌控自己的命运。但这不是别人会自动赋予我们的特权。我们必须去赢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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